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与创新--基于浙江省基本经验的研究

教育的进步,离不开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以浙江省为代表的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以扩充合格教师队伍为重点的院系调整时期、以发展义务教育师资力量为重点的师范教育稳定发展时期、以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为重点的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时期。浙江省教师队伍之所以能够由“弱”到“强”,教师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教师年龄结构、学历结构、专业结构和职称结构不断优化,其关键在于围绕教师专业素养、发展活力和职业声望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基于对浙江省教师队伍建设基本经验的梳理与总结,探索我国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与创新的实践路径,有助于推进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为促进我国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与创新应注重四个方面:在坚守中创新师范精神,促进师范教育专业化;全面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建立“新师范”实践共同体;加强师范教育政策扶植,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塑造良好的教师形象,提升教师社会影响力。     

巴赫金狂欢理论对学前教育的启示

巴赫金从中世纪民间狂欢节入手抽象出具有对话性、双重性和超越性的“狂欢式”生活的特征,并进一步在文学分析中提 炼出“狂欢化”的概念。根据他的狂欢理论,游戏的儿童具有狂欢的品格,儿童游戏精神的缺失导源于人类狂欢精神的陨落。 狂欢理论对学前教育的启示：对话性的亲昵应当是师幼关系的应然状态;狂欢的超越性为理解儿童的“反常”行为提供了新视 角;狂欢主体的沉浸式参与启发了教师主体精神的回血路径;“狂欢式”生活的“生活游戏化”本质有助于我们理解“课程游戏 化”和“游戏课程化”两者的包容和统一关系。     

晋察冀边区的“三三制”村政权建设

村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石。晋察冀边区经1938-1940年村政建设,广大乡村实现了由村长制到村民委员会制的过渡,大批抗日人士走上了村长的岗位。为推进全民族抗战和边区民主建政进程,1941年之后的晋察冀边区村选贯彻了"三三制"思想,在更加扩大的民主范围和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行村政建设。村级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建设,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政权观日渐成熟。它适应了全民族总动员的抗日斗争的客观需要,适应中国社会阶级构成"两头小中间大"的国情,使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代表进入基层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行使议政从政的权利,促进了乡村社会治理,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乡村民众的抗日救国积极性,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村政建设积累了经验,树立起了"模型"。     

读《永生医院》，想象“永生”——从“写什么”说到“生生”

文章以郝景芳在《永生医院》中遭遇到的"永生"问题为切入点,在中西方生命哲学的大背景下,对当代科技手段制造出来的"新人"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和个体生命的意义危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作者从中国传统的"生生"哲学出发,深入剖析了以技艺人的工作经验为基础的古希腊"制造"哲学借助于当代科技手段造成的生命哲学危机,指出"永生"不是生命的最高目标,唯有在变动不息的"生生"之中,才有生命的真实意义。     

中国古代“活法”观及其哲学渊源

宋朝政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医药储藏机构和安全监管措施。其中中央医药行政管理机构主要为翰林医官院(局)和太府寺药案,这是朝廷建立的最高医疗行政管理机构和医药管理机构。皇宫御药的制造与储藏机构有翰林医官院、御药院、尚药局,官府药库有香药库、珠玉香药库、药蜜库、后苑东门药库、寄桩库、熟药库等,专门储藏皇帝和朝廷所需的各种名贵药材和成药等。朝廷设立的市易务卖药所、收买药材所、太医局熟药所、和剂局和惠民局等,主要负责官府药局中药材的采购和成药的生产与销售等,同时也肩负药材、成药的储藏。宋朝地方州府和南宋时期设立的总领所、都统司、安抚司惠民局,一方面负责地方州府军监、所、司所需药物的生产与销售,另一方面也是地方医药的保管场所。泉州、明州、广州、登州等地设立的市舶司,负责海外药材的登记、辨验、保管与押运进京等。为了保证药物质量安全,宋朝政府对医药储藏制定了保管、库存、登记、毁弃等制度,严格执行药物入库和出库检查,严厉打击盗窃、伪造、冒用和盗卖官府药物的非法行径。     

网络丧文化视角下青少年负面情绪表达及意识形态隐忧

网络丧文化是折射当代青少年心态和境遇的一面镜子,其中裹挟的负面情绪是网络时代值得关切的传播症候。网络负面情绪的兴起,是阶层固化导致的生存困境和时代变迁带来的社交孤独而引发的一场亚文化实践。在媒介技术的加持下,这场亚文化实践最终演变为情绪宣泄和自我满足的生活标签与符号意义。网络负面情绪呈现出颓废、迷茫、无病呻吟与多愁善感的叙事风格特征,具有三种现实意义：从个体角度,它是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的确认工具;从文化角度,它传递出对现实生活和主流文化的温柔抵抗;从经济角度,风格的实质是让受众沦为“数字劳工”,自由地、无偿地为商家提供“数字商品”并沉浸其中。作为一种网络亚文化现象,青少年负面情绪的过度传播潜藏着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意识形态隐忧,通过外部涵化与主体自律等措施可以化解青少年网络丧文化的负面效应。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进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法治"作为"三治融合"的中坚力量,在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自治"与"德治"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乡村法治体系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虚置化、边缘化的困境。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衔接作用,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健康丝绸之路”构建的“政府—社会”复合路径

借鉴社会运动理论,可探索一种融合了政府自上而下和社会自下而上进程的“政府—社会”复合路径,以构建“健康丝绸之路”。社会运动理论的三种视角可为这种复合路径的具体实施与需要关注的环节带来重要启发：首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跨国传播暴露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存在的严重不足,凸显出构建补充型国际卫生合作模式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其次,推进“健康丝绸之路”的构建,需要政府和社会层面的协作,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充分调动起来,形成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与此同时,要推进健康话语体系的完善,如倡导和促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传播,通过话语和心理共鸣等民心相通的途径,促使国际社会采取联合行动以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房地分离：宅基地流转之钥——以宅基地使用权继承之困局为切入点

尽管具有一定保障性,但宅基地制度的首要目标在于经济管理,其表面上强调“户有所居”,实际是“户有定居”。宅基地上使用权所承载的管理性与农民自费建造农房所有权的私权性,存在内在的矛盾,不应适用房地一体规则,因为后者遵循着传统民法应对市场交易的基本逻辑。自然资源部所发布的文件明确了宅基地使用权可以由城镇居民继承,内核乃是基于房地一体,以房屋所有权的可继承带动宅基地使用权的可继承,颇为冒进。宅基地上所有权与房屋使用权应当分离,这将为宅基地的流转与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契机：农房的自由流转加上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民保有,将最大限度地在现有阶段实现市场与制度的有机契合;对于取得农房的所有权人,在房地分离之下,可以借助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定租赁来设计合理的权利结构。     

采矿工程研究生培养及教学方式的探索与实践

结合重庆大学采矿工程学科研究生教育和培养的理论与实践,重点阐述对研究生培养及改革教学方式的有益探索,其成果为我国工科研究生培养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经验。